大规模中断服务！

为了做大业务规模，各平台的借贷广告中，竭力向受众宣传借钱能满足需求，却很少提到还贷的压力。 

　　如果还不上贷款，可能产生的高昂后续费用、借款人信用破产，甚至影响正常生活等一系列重要的贷款须知，都被故意淡化了。

　　比如京东金融的广告中只字不提贷款，而是说“你在京东金条的备用金”，以“备用金”淡化借钱概念。

　　同时，网络借贷一般不会清晰告知用户具体利率，同样在京东金融广告中强调万元日息最低一块九，却不知道最高日息是多少，什么情况下才可以享受最低日息。

　　实际在京东金条应用中借款时，利息可高达 0.075%，1 万块借 1 天利息 7 块5，年化高达 26%。

　　21 金融圈曾统计了 19 家市面上主要的消费金融公司，其中近八成的平台在官网或 App 宣传页面对于利率的披露，展示的都是最低日利率。

　　上周，由上海市多个金融行业协会共同发起制定的《金融广告发布行业自律公约》正式发布。其中指出，贷款类金融广告应当清晰准确展示贷款年化利率，不发布仅含有“最低利率”或者“利率低至”等以特定条件低息误导贷款人的内容，不以“日利率”、“日还款”等与实际执行利率表达方式不一致的方式宣传贷款利息。

　　根据上述规范，目前各家网贷平台的信息宣传、披露方面，还需要进行大幅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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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业务有多赚钱？

　　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提到，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人们还以节俭为美德，资本主义构造出如今的消费帝国之后，消费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变成了美德，节俭反倒成了一种疾病。

　　现在的巨头们，都在教导消费者要学会花钱，学会不断透支。

　　2015 年我国居民杠杆率是 39.9%，而到了 2020 年下半年，已达到了 59.7%，5 年时间上升了近 20%。

　　中银研究在报告中指出，我国居民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住房的过度消费，而另一因素，就是新消费金融的野蛮生长。

　　2014 年 2 月，京东金融推出“京东白条”，拉开了互联网消费信贷的序幕，随后蚂蚁集团推出“蚂蚁花呗”。之后互联网巨头们大举投身消费金融业务，互联网消费金融业务进入了发展快车道。

　　如今几大互联网公司几乎都推出了相关的信用消费工具，花呗借呗、京东金条、白条、美团月付、苏宁任性付、腾讯分付等，都给使用者提供了“一键开通，先消费，后还款”的消费体验。
 

其实除了京东金融，网上还有更多此类广告，都在告诉“穷人”们，要想不被看轻，大手一挥借个贷就行。 

　　贷款业务已经成为“印钞机”。

　　2020 年上半年，蚂蚁集团微贷科技业务营收（花呗、借呗、网商贷）为 285.86 亿元。同期，京东数科的京东金条、京东白条收入分别为 26.36 亿元、17.94 亿元。另外，360 数科今年第三季度来自于信贷驱动服务的净营收达到人民币 29.554 亿元。

　　除了巨头，还有无数的小额贷款公司，央行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6 月末，全国共有 7333 家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 8841 亿元。

　　只要一张身份证和手机号，你可以轻易地借到一大笔钱。

　　这在借贷广告中被称为“追求美好生活”，但在现实中，却是无力还贷、深陷泥潭的残酷。

　　目前，为了保护在借贷行为中处于弱势的消费者，国家已经为互联网贷款的经营划出多道红线，各家借贷平台的宣传、经营都有待整改。

　　网络借贷已经为互联网巨头贡献了大量收入，接下来面临转型考验的借贷平台，又将呈现怎样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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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吹借贷有多疯狂？

　　为了鼓吹借贷，现在的广告有多没底线？

　　除了开头的案例外，还有更多广告值得关注：

　　上述广告中出现的演员还共同出演了带母亲进城看病的儿子，因为宾馆太贵住不起，之前帮他贷款升舱的老板又一次帮他申请了 15 万贷款，住进豪华套房； 

　　外卖小哥在路边扶救跌倒老人，为报答小哥，老人帮助他开通京东金条，申请了大额借贷资格；

　　在足浴店因为点了便宜套餐被看不起，于是贷款点上了 698 的套餐；

　　男生见女方父亲被嫌穷，还被指了一条明路：去贷款可以借到 20 万；

　　一位空姐向侏儒男大喊：“你连 360 借条都不知道，我们不合适。”

　　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广告里，充斥着各种歧视，仿佛只有贷上款，才能挺直腰板。

　　即使是包装成追求美好生活，也很难令人接受。

　　蚂蚁花呗的广告里，毕业生用花呗开始了自己的环球旅行，职场新人用花呗添置新家具。

　　最被诟病的一则广告内容，是宣传施工队队长为了给女儿足够的爱，要借花呗给女儿布置一个豪奢生日会。网友对此调侃，上一个讲父亲借钱给女儿过节的作品，还是反映封建压迫的《白毛女》。
 

一名华为员工告诉界面新闻，和他同一批次进入公司的人当中，十个人里也就有两三个人处于恋爱状态。“本来工作也比较忙，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经营（感情），如果再是异地恋的话，铁定是要分的，我是知道的。”

　　工作节奏压迫生活空间不仅仅是大厂未婚青年的困惑，对于有固定伴侣的已婚人士来说，它也是一面不容抵抗的铁墙。

　　虽然住在同一屋檐下，李彤却有种很久没有见到自己老公了的感觉。今年下半年的一天，她向同在互联网大厂做程序员的老公发起约会邀请，“要一起吃个晚饭吗？”

　　进餐前，两人散步到7-11 购些日常所需。她站在货架边挑选时，看到另一头的老公不断照着镜子。她很纳闷，有什么可照的——结果老公不经意地回过头问她，你看我的头发怎么样？她显然被问懵了，站在原地注视对方许久：“我靠，你剪头发了？”

　　“我们感觉跟最熟悉的陌生人有点像——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剪头发了，他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穿了他的衣服。”李彤说。

　　但工作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她和老公也同样没什么时间吵架。有一个晚上，他俩吵架的序幕都拉开了，但第二天一个有早会、一个有评审，双方一致决定把矛盾留到周末对决。等到了周末，俩人谁也不记得当时为什么要吵架了。

　　事实上，他们无法费心记住的事情还有很多，例如结婚纪念日，因为俩人都是“抽空”回去结的婚。有关婚礼的一切布置，也都没有这对新人的太多参与。

　　可能即便最忙的时候，李彤也想不到婚后会遇到这样或那样滑稽又略带苦涩的剧本。但更有可能的是，她从来都没什么时间来构想自己的婚后生活。

　　有小孩的家庭要面临的问题就更不一样了。据说，如果小孩的父母是阿里巴巴的双职工，不少杭州私立学校都不愿收——因为他们根本没时间管孩子，学校留的活动和监督作业也从来都完不成。

　　一位采访对象这样总结了大厂员工的婚姻守则，“夫妻俩只要有一个在互联网就够了。”

　　交友并非易事

　　一个很难逆转的现象是，处于繁忙岗位的大厂员工，其生活圈正在缩小，并且社交圈也有从老友向同事渐渐转移的趋势。这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尴尬之处在于，在大厂交朋友并非一件易事。

　　这也许可以追溯到大厂的工作机制，但从表面看来，“人”占据非常大的因素。

　　心理学史上有名的霍桑实验证明了，“工人”是“社会人”而非单纯的“经济人”。这虽然是一个有利于引导管理者如何提升组织和工作效率的结论，但它更直接说明的是，工人并非一味追求金钱，他们也有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求，工作团体的融洽性在提高工作效率方面也极为重要。

　　善于学习的互联网大厂并非漠视该问题，多家公司都在内部举办丰富的员工活动，意在联络同级和上下级之间的感情。但从目前看来，这些活动的影响并不如想象中深刻。

　　多名大厂员工反应，在公司几乎没有可以深交的朋友。

　　根据得到的信息而言，问题可能出自于“同部门社交”。“同部门你也不好说太深的话，对吧？”刚刚毕业就加入京东的小晨认为，“虽然可能大家的职级差很多，也不存在所谓的竞争，但还是会有一些……”他找不到准确的名词来形容这种不明顾虑带来的“回避感”。

　　“比较个人的事情，有些人信得过我就会跟他说一下，有些人我信不过，比如特别讨好领导的这种，我就不会，就轻轻带过、就事论事，以工作为主就好了。”他后来又补充，可能最容易拉近同事关系的就是一起吐槽领导，但这又是职场的重大禁忌。

　　一些年轻的大厂员工没有意识到，入职培训可能是他们在职场交友的一次最好机会了。不止一位采访对象表示，自己平时不怎么跟同事玩，但会把一起入职培训的人定义为朋友——两者差别在于，他们会约“朋友”周末一起吃饭而很少约同事。

　　还有一个社交出口在跨部门合作。就职一年多，小晨在公司比较好的朋友，包括现在来说也是最好的朋友，都是在跨部门合作中（例如培训、年会）交到的。固定约饭、聚会，甚至一起出去旅游，都会发生在他与这些跨部门同事之间，却极少发生在同部门同事身上。

　　另外，对于依然年轻的互联网大厂来说，间隔时间不长的大小规模组织架构调整是家常便饭，再加上各家公司重视度不一的“活水”文化，员工常常面临频繁的部门分拆和重组——这对刚刚适应并正在维系的同事间关系、上下级关系而言，都是一种考验。

　　众所周知，大厂并不明令禁止职场恋情，但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考量。例如腾讯允许同事之间恋爱，但如果两人结婚，一人就要调离 BG 或是离开公司，另外，上下级之间恋情要上报给 HR 进行评估。

（编辑：鞍山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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