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千克！嫦五带回来的月壤都去哪儿了？

租房遇到长租公寓跑路，创业遭逢共享办公空间倒闭，大概是今年年轻人最倒霉的写照。

　　据一位在共享办公空间租用工位长达 4 年的创业者所说，早前他担心自己租用的共享办公空间倒闭，会拿不到三个月的押金，就选择搬了出去，谁知道过了两个月，听朋友说真的倒闭了。

　　他知道，这种关门的情况在上半年时有发生，但他自己也没有感到多庆幸，新租用的共享办公空间远比以前差了许多，“此前一般都免费的活动场地，现在需要交钱才能用”，而有的干脆把活动场地也改成工位出租，尽量拉来更多的客户。

　　两三年前，创业者青睐共享办公，很大的原因在于租一个工位可以享受咖啡区、多形式休闲讨论区、会议室等多个公共区域，但现在这些似乎将不复存在。

　　这不是一个行业的问题，创业公司数量的增加，催生和带动了市场对共享办公的需求，而共享办公的发展走向，背后则是一场创业浪潮的起伏。当创业热情消退，又如何支持起共享办公？

　　逃离多于选择

　　早在疫情期间，不少业内人士对共享办公就有预判，他们认为，共享办公面对的是在这次疫情中受到巨大冲击的中小企业。很多租用共享办公空间的中小企业，在现金流上可能出现问题，退租是降低成本最直接的方式。

　　但也有声音表示，这次疫情是一次扩充客源的机会，优客工场首席运营官称，共享办公场地多，租约也比较灵活，能够减少一些困难企业的经济压力。

　　而且共享办公可以承接甲级写字楼中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用户。事实上，最近一年甲级写字楼的空置率确实在不断攀升，《经济参考报》记者从北京、上海、深圳、天津等地调研了解到，一线城市写字楼空置率持续上升，个别地段甚至突破 30％。

　　南宁市一栋甲级写字楼的招商负责人说，“今年跟往年不一样，出现部分租户退租的现象，同时客户对价格也比较敏感”。所以，共享办公似乎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

　　然而，事实是共享办公比预期发展得更差，今年以来，We+ 酷窝正式宣布停止运营，Funwork 目前经营情况不甚乐观，退租了过半项目，方糖小镇关掉了其在北京的首个空间，还有一些共享办公空间被爆出资金链危机，出现拖欠租客押金的情况。

　　这意味着从甲级写字楼逃离的企业用户远远弥补不了中小企业大规模受损给行业带来的伤害，有数据统计，2020 年开年至年中，近半年的时间里全国注销的企业数超过 80 万。这其中不乏年轻的创业者。

　　中小企业离开共享办公，共享办公也在抛弃中小企业，转而拉拢更大体量的公司，以待转型。位于中关村核心地带的一家共享办公空间，有媒体发现留给个体租户的位置并不是很多，负责人表示，“如果几个人租工位的话，可以暂时先在这里办公，可一旦有人把这间整租下来，单个的就得移动到别的地方”。

　　但这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共享办公。2017 年左右，国内外各大共享办公空间在全国落地，创业者们欢欣雀跃，他们可以根据自身需求一人一桌，也可多人一间，租期十分灵活。

　　一位来上海创业的程先生表示，我只付了一个座位费，会议室、WiFi 都免费用，茶水间的茶和咖啡免费畅饮，每个月每人还能有 120 页的打印机会。更重要的是，一个工位起租，初创公司或自由职业者也能在上海市中心办公，这是以前没想过的。

　　共享办公因创业公司而兴起，直至今日，却无法靠创业公司存活。

　　共享办公留不住创业时代

　　如果按照互联网商业的用户思维来看，其实共享办公的模式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因为创业者的公司一旦做大，他们是不愿意继续呆在共享办公空间，与他人分享办公场地的。如此一来，共享办公空间就存在核心用户流失的巨大风险。陌生人社交便是如此，在陌陌上结交了朋友，成为熟人后，社交关系反而会转移到微信上。

　　所以，对于共享办公行业来讲，不断吸纳新的创业公司或项目入驻尤为重要，这关系到商业模式的持续运转。

　　今年疫情突发，年轻人对创业的热情被削减，但共享办公的消沉并非疫情所致。

　　有数据表示，2018 年共享办公在北京写字楼整体市场的成交占比差不多是 17%，而 2019 年这一数据只有2%。另外，根据艾媒咨询数据，截止到 2019 年，国内联合办公品牌入驻率在 90% 以上的只有 3.3%，有将近 70% 的品牌入驻率不足 7 成。
 

根据中国信通院与 Counterpoint 机构数据，今年1-11 月，中国国内手机总出货量 2.81 亿台，同比下滑 21.5%。2020 年，全球手机出货量连续前三个季度出现同比下降。

　　就是在这样的寒冬中，OPPO、vivo 上调了 2021 年出货目标，小米吹响了欧洲第一的号角，荣耀上半年创下市占率 15.1% 历史新高后，也将向更高的目标发起冲击。

　　受疫情冲击、受美国制裁影响下的中国手机大厂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求生危机和狼性，倒逼自身全球化、高端化提速，大家都咬紧牙关，一边在国内精耕细作升级，一边去国际市场上近身搏杀抢订单，都想在寒冬中激发血性，偷偷攻上顶峰。

　　在前十年的消费红利和互联网红利褪去后，中国智能手机行业迎来一场漫长、残酷的持久战，谁能存活下来，赢在最后，比的将不再是谁更能发烧或饥饿营销，而是市场退烧后，谁能老老实实做精产品，做强技术，建立完备自主产业链，持续为用户提供惊艳的体验。
 

而作为最早开始代销银行存款产品的平台，京东金融合作银行为 71 家（含暂无在售产品的银行），主要为中小银行。全国 19 家民营银行中，15 家与其有合作。该平台代销的银行存款产品中，有 3 款 5 年期定存产品，年化达 4.875%，为该平台银行存款产品最高年利率，分别为清镇农商银行、哈密银行和北京中关村银行发售。

　　此外度小满与 17 家银行合作代销存款产品，包含多家民营银行，如安徽省首家民营银行新安银行、福建省首家民营银行华通银行、辽宁省首家民营银行振兴银行等。

　　揽储压力加大，部分中小银行被迫“缩表”

　　值得注意的是，备战年终考核，12 月本应是银行揽储意愿最强的月份，但有意思的是，今年年底不同于寻常，未见很多城农商行积极揽储，反而有个别农商行压缩负债。

　　据悉，近年来，一方面，包括城农商行在内的银行业近十余年来投资类业务占比不断上升，传统的贷款业务比例出现下降趋势；另一方面，部分银行依靠互联网平台吸储，来自异地个人储蓄的存款激增，存款结构大变。导致中小银行不乏资产负债结构失衡。

　　与此同时，银保监会呼吁银行回归主业，把重心放在经营存贷款上，同时地方上对于贷款占资产的比重纳入考核范围，要求银行贷款占资产比率提升到 60%，并通过窗口指导的方式时时提点中小银行。

　　但由于大行普惠金融突飞猛进，资金成本又低，可以利用定价优势争夺市场份额，导致中小行发放贷款的空间有限。此外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叠加上疫情，非出口企业也不敢贸然扩大投资，因此贷款数据并不好看。城农商行不乏面临投放难的问题。

　　在贷款数据不能提高的情况下，分子不动，只能缩小分母，因此才出现个别农商行“逆向操作”压缩负债的奇葩现象。

（编辑：鞍山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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